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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精英与商业精英收入反差引发心理失衡何解?

时间:2013-07-06 14:26:55  来源:  作者:

县委书记权力巨大,月工资却多在3000-5000元之间,加上奖金、福利,年工资往往仅有8-10万元;而在县城经商的个体老板,生意不错的一年也能收入10万以上,更不用说国有企业的老总、知名企业的CEO了。

同样是精英,经商的老板发大财,为其服务的官员腰包瘦,经济问题是人生大计,处在收入反差的“闹心”区域,手握大权的公务员如何hold得住?

“又让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当下,低薪和愈益繁重的工作任务日益引发公务员群体的心理失衡,对此,人员流失、服务质量不高、以权谋私都是可预见的后果;然而,公务员在稳定和福利方面的优越性、各种名目的灰色收入,也让百姓诟病,负面揣测、愤愤不平、质疑指责的情绪表达并不鲜见。

两种心理失衡何解?是一个难题。

官员始终是公共资源的分配者,权力大,使命重。否则,既然工资低,为何每年的公务员考试还挤破头?

在当前关键时期,官员们面对的压力、作出的贡献的确很大;但“老板”作为商业精英,是稀缺的资源,作出的贡献甚至更大。两者既可比,又不可比。

理性探讨公务员工资问题、中和失衡的同时,需明确的是,这更多是一个选择问题。正如总理指出,为官发财,应当两道;鱼与熊掌,不可得兼。

特邀专家: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徐祥临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燕绥

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研究员胡仙芝

兰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尚虎平

课题组成员:贾立政陈阳波魏爱云马静张潇爽

徐祥临

官员是经济、政治、社会运行的管理者,比其他社会阶层在调动社会资源方面掌握更多更大的主动权。如果不能从顶层制度设计层面和具体管理层面解决好官员的收入问题,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就很容易受到伤害。

亲睹公务员队伍内部收入差距显著

笔者在改革开放前的人民公社机关做过五年干部,在中央党校从事教学工作已近三十年,一直身处大大小小的官员中间,对于官员收入的基本情况是清楚的。总的印象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基本摆脱短缺经济困扰之后,官员群体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由此亦演化出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群众越来越不满意。笔者推测,如果用计算基尼系数的方法分别测试一下社会各阶层内部的实际收入(由职业获得的合法及不合法的全部收入)状况,那么,官员群体的基尼系数大概会名列前茅。下面列举几个笔者亲历的事实:

事实一:1998年,笔者在中央党校附近的公共汽车站,遇到了刚从公共汽车上下来的青海省某县委书记,问他为什么不乘出租车到校外去。他回答说:县里的财政困难,如果在中央党校学习几个月带回很多票据去报销,会在县直机关干部中造成不良影响。这位县委书记的穿戴都是中等偏下的,作为地方党政主要领导的经济状况尚且如此,他领导下的普通机关干部又能如何!

事实二:大概是六、七年以前,笔者去中央党校中青班参加学员的小组研讨。这是最能体现“三不主义”(对于党校在校学员的言论“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装袋子”)的场合,学员们都能够敞开心扉,畅所欲言。在讨论分配不公问题时,一位中部地区某省的省委副秘书长说到,前不久,与他共事的另一位省委副秘书长调到省属国有大企业当老总,年薪超过50万元,加上职务性消费等,名正言顺的收入至少是在省委机关工作的七到八倍,比省里几大班子的正省级领导多很多。

事实三:笔者两年前参加了一个考察团,成员有中央部委的司长和处长、地级市的局长和县长。闲聊时“晒”工资收入,结果是发达地区地级市的局长月薪10000多元,中央的司长月薪8000多元,西部地区县长的月薪3000多元。

分灶吃饭格局下同工不同酬不同职位间灰色收入差别大

古代的官吏、改革开放前的革命干部,内部在收入方面虽然有差距,但级别高的官员收入多,级别低的官员收入少,同级别的官员收入基本相同。目前公务员队伍内部的收入差距这么大这么乱,笔者认为,这一定程度上是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偏差。

“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是公务员队伍内部收入差距显著的制度原因。为了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参照农村改革经验,财政也搞了包干制,奠定了现在中央与地方财政“分灶吃饭”的基本格局,即“灶”里“饭”多的地方可以多“吃”,“灶”里“饭”少的地方只能少“吃”。正是在这一体制下,我国史无前例地出现了同级别官员收入差别很大、甚至低级别官员收入多于高级别官员的现象。财政包干制造成了地方市场封锁和中央调控能力下降,结果并不成功。

分税制改革推行以后,财力大部分集中到了中央,但由于事权划分不明确和转移支付政策不完善,同样的事权,不同地区的财力却大不相同,总体上看还是经济发达地区公务员的“饭”比较充足,而欠发达地区公务员的“饭”就比较少,有些县的财政甚至穷困到拖欠财政供养人员工资的地步。从这个角度看,分税制改革并没有完全改变“分灶吃饭”的格局,在全国公务员队伍内部也就不可能贯彻按劳分配原则。

松松垮垮的财经纪律则为官员获得灰色收入和腐败收入大开方便之门。欠发达地区公务员工资水平普遍偏低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年轻人还要拼命往公务员队伍里挤,是因为公务员可以利用职务之便获得灰色收入和腐败收入,而且风险很低。造成这一现状的基本原因是把搞活经济同乱搞经济混淆在一起。

自改革开放以来,搞活经济与违法乱纪之间产生了一种纠缠不清的关系,让决策层在反腐败问题上投鼠忌器,担心把经济搞死。这样,官员吃喝风不是收敛了,而是愈演愈烈了。官员公款消费、利用职权或公开或隐蔽地索贿受贿及吃拿卡要,都在搞活名目下找到了冠冕堂皇的理由。财经纪律形同虚设,数不清的违法违纪钱财流入官员的私人腰包。但公务员所处的部门、职位在获得灰色收入和腐败收入方面差别很大。权力很大的部门的官员腐败容易遭到揭露,而那些所谓的“清水衙门”的腐败有时反受到人们的同情。

从根源上杜绝所谓“可以理解”的违法乱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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