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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作家是最严重的拖延者

时间:2014-02-25 07:37:38  来源:  作者:

等会(……等会,再等会)再工作的心理源起
和大多数作家一样,我是积习已深的拖延者。写作本文的过程中,我大概查看了3000次邮箱,列了多张购物清单,又都废弃,在推特上和人就金本位是否是有史以来最糟的经济政策展开了一场漫长的论战,在脸书上给一位至少十年没见的同学留言,研发了一种新的美味巧克力浆果蛋白质思慕雪的做法,谷歌了几次我的名字,确认我至少曾经写过几篇人们真正想读的文章(译注:为了吐槽而读?)。
是,许多人拖延,可是作家中尤其明显,拖延是作家界常见的职业危害。我接触过的一位图书编辑深情地回忆了她做的第一本书,那是1990年代末的事了——1972年签的合同。
我一位同行,才华洋溢,相当有名,定期产出享有盛誉的8000字特写,我曾经问过他是怎么做到的。“呃,”他说道,“首先,我推迟两三个星期。然后我坐下来开始写作。板凳还没坐热,起身去打扫车库。完了上楼呆会,再下楼,跟老婆吐几个小时苦水。终于,也就是再等个三两天吧,我开始担心错过死线,我才终于坐下来,写作。”
历时多年,我发展出一个理论,解释了作家为何如此拖延:我们语文课成绩太好。听上去很怪,但是,且听我说完。
大多数作家是那些在语文课上轻松——几乎不费吹灰之力——拿A的小孩。(有例外,可是这些例外,也似乎例外地没有能拖稿多久拖多久的作家式习惯。)早年,小学教师费劲地反复灌输一种观念,要学业成功,努力是关键中的关键,那些未来的三流作家们证明这纯属谎言。其他人还在磕磕绊绊阅读时,他们的阅读水平已然跳级了——已经在阅读不折不扣的五年级用青少年小说了。不是说他们从不失败,而是说,在他们很小的时候,他们失败次数很少;他们的天赋让他们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
这给他们上了非常糟糕、非常错误的一课:成功基本上靠天赋。不幸的是,当你成为一名专业作家,你就是在和所有语文课上名列前茅的人竞赛。你的才华可能——老实说,几乎可肯定——不再是最突出的了。
如果你人生大部分时间都是依靠自然禀赋前行,做些轻而易举的事,你所写的每个字便都成为你才华的试金石,每篇文章都会被用来供读者查验你的作家成色。只要你还没写出那篇文章,那篇演讲,那篇小说,你就仍然是个好作家。当你坐在书桌前开始写作,你是普鲁斯特、奥斯卡·王尔德、乔治·奥威尔集于一身的旷世作家。一旦写完,你就更像1940年代那些地摊文学写作者——把数百页残章断句和分号凑作一堆,因为要弄清一个句子该在哪结束实在太费工了。
什么都不做的恐惧
大多数作家都能凑合对付,因为,随着死线慢慢逼近,什么也不写的恐惧最终战胜了写出烂文章的恐惧。但是,我见过海量年轻记者只因交不出稿子而毁掉了——或几乎毁掉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他们都是大学生,能写出完整的句子,所以不是因为他们懒惰,也不是因为他们能力达不到。而是,他们似乎被写出差稿的预期吓瘫了。
“就是这么回事!”当我把这个理论说给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Carol Dweck求点评时,她嚷道。Dweck是最知名的动机心理学专家之一,她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研究失败以及人们对失败的反应。可能你也知道,失败不是那么受欢迎。可是,Dweck研究发现,不是每个失败的人都马上长出一身荨麻疹。尽管许多她研究的人都憎恨那些他们不擅长的事,但有些人却享受挑战。他们正面地享受自己不擅长的事,而原因,在他们是理所当然:一次失败即一次学习。
Dweck试图搞清楚是什么让这些人异于同侪。一天,她坐在办公室(那时她在哥伦比亚大学),正认真思考最近与她研究生合作的一个实验的结果,灵感突降:不喜欢挑战的人认为他们的才能是固化的,要么天生就有要么天生就没有。享受挑战的人认为才能可以通过做自己不擅长的事而培养。
“确实有这么个神奇的瞬间。”Dweck说。现在她把前者称作“固化心态”的一群人,而后者则是“发展心态”。你是更固化还是更发展决定了你对那些检验你智能的事情作何反应。对于心态发展的人来说,挑战是增长其才能的机会,但是对于心态固化的人来说,挑战只是衡量其能力水平的尺子。发现自己不如自己想象的那么优秀不是进步的契机,而是提醒你可能应该考虑从事一项要求不那么高的职业,比如清洁工。
担心自己被戳穿——“事实上”,自己能力低下——的恐惧非常普遍,它甚至因此有个临床学名:自贬综合征(impostor syndrome,常译作冒牌者综合征或骗子综合征,自贬综合征是我的翻译)。大量成功人士(特别是女性)认为他们不是凭真本事坐到那个位置,并且认为自己“滥竽充数”的身份随时处于被揭穿的风险中。许多人寻求那些简单的、能让他们出类拔萃的考验,而不是去处理那些难度更大、让他们不那么舒服的事情。
如果被迫面对一个他们自觉还没做好准备的挑战,他们甚至可能会做出被心理学家称为“自我设限”的行为:巧妙地做出会妨碍其表现的事情,以便为自己表现欠佳找到借口。自我设限可以相当惊人:在一项研究中,面对一项预期自己表现不会很好的任务,参与者巧妙地选择了表现抑制药品。“考试之前,”心理学家Edward Hirt 写道,“学生不是去学习,而是去看电影。如果出来的成绩很糟,他能把失败归因于没怎么学习,而不是能力差或者蠢。而如果他们拿了高分,他就能认定自己能力超拔,因为他没学习就表现这么好。”
作家不写——或者拖延很久,直至根本就不可能写出什么好文章了——就为他们的失败找到了完美的借口。
“人们终于开始工作,”阿兰·德波顿说,“那是因为什么都不做的恐惧超过了做不好的恐惧。”对于那些心态极度固化的人,这一转折点往往从未出现:没有什么比发现自己从来就不具备成功的能力更让他们恐惧了。
“那些在阅读课上不需要怎么监督就遥遥领先的小孩,会因其聪明受到称赞,”Dweck说,“他们从中学到什么?聪明与克服困难的挑战无关,而是觉得任务简单。当它们进入大学或研究生院,课业开始变难,他们就不一定知道怎么处理了。”
拥抱困难
我们教育系统的设计几乎只能培养出心态固化的学生。看看一堂典型的语文课是怎么进行的:你读一段著名作家的“杰作”,讨论其传达的信息,以及作者是如何运用语言、结构和想象来传达这些信息。记住精练的格言警句,然后在考场上默下——将来,你第二次约会的时候可能会再用上一次。学生很少会被鼓励去看看这些作品的草稿。他们看到的都是最终成品,同时被作家和编辑精心打磨过,熠熠生辉。当老师提问:“作者这里想表达什么?”从来没有人提出答案可能是“他自己也不知所云”或者“这个句子是之前草稿中关键场景的一部分,作者修改时忘了拿掉”。
或者看看科学调查课。课上几乎全是已被证实的理论——不是那些相信神秘的的N射线的人,不是宣称人类拥有48条染色体的人,也不是那些看到了想象中的火星运河的人。当我们读有关历史上错误科学理论的材料——拉马克进化学说、颅相学、自然发生说——那些相信这些理论的人看上去像是荒谬可笑的粗鄙之人,即使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杰出的科学家,对相关学科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你从来都看不到错误,或者努力。”Dweck说。这就难怪学生获得这样的观念了:好作家即不写坏作品。
不幸的是,在你自己的作品中,你得直面每个笨拙的段落、每个蹩脚的比喻以及总是到不了重点、收不了尾的故事。“我们与‘不安感’狭路相逢的原因是,”Pastor Steven Furtick说,“我们拿我们的幕后花絮与他人最精彩的片段比较。”
大约6年前,评论员们开始注意到从大学倾泻而出、还很年轻的千禧世代身上一种奇怪的行为模式。最后,作家Ron Alsop将他们称作娇养小孩(Trophy Kids,直译为“奖杯小孩”),尽管同字,但它与”娇妻“(trophy wives)没什么关系,而是与这些小孩的抚养方式有关。这个新世代的小孩们认为不应有赢家,不应有失败者,也不应有小人物或MVP。每个人,不管表现得多无能,都应得到一个奖杯。
随着这些小孩进入职场,经理们开始抱怨:新的毕业生希望职场复制学校舒适、有序的环境。他们希望任务能具体且清楚描述,并获得持续的反馈,就像他们仍然试着像在考场上那样解题。“要给出负面反馈,而不摧毁他们的自我很难。”一位雇主告诉《不是人人都能得到一个奖杯》的作者Bruce Tulgan。“他们走进你办公室,所知有限,却自视颇高。”
当我开始向周围人询问这一现象时,我还是略有点怀疑。毕竟,有好几个世纪了吧?我们这帮老家伙一直在吐槽这帮年轻、傲慢的家伙。但是,无论何时,当我提到这个话题,我都能听到一肚子苦水,包括那些有几十年招新经验的人。他们可以拿他们与前些世代的人做比较,而不仅仅是靠“我们在他们这个年纪的时候,那叫一个牛”的心理表象。并且,他们坚称有些事真的变了——不仅限于那些精英们极度娇生惯养的小孩。
“我会雇佣二十七八的小伙子,他们还不错,”在中西部经营汽车租凭生意的Todd说。“但是,如果是二十三四岁,他们就需要你把什么事都交代得一清二楚,他们希望我随时盯着他们。在这中间的三四年,好像某个开关突然被打开了。”比起我们这代人,他们可能工作更努力,也更认真。但是,他们中许多人似乎对相对无序的职场感到强烈的不适。很多精英学生进入金融和咨询行业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两个行业充斥着精英毕业生,并且评价和升迁均有条不紊。
如今的毕业生可能比他们的先辈学历更好,而且工作通常也非常努力——但,仅在给出明确指令的情况下。并且,他们似乎需要不间断的称赞。那么多大人紧紧盯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就毫不足奇了。现在,发疯一般且有一定社会经济地位的父母从小就给他们小孩报一堆“兴趣班”——这在过去,可是王子或达*赖*喇*嘛小时候才能享受类似待遇。
所有这些“帮助”可能为害甚剧。现在,据说纽约的私立学校(悄悄地,巧妙地)正试图与一股小的“不正之风”——延请越俎代庖且所费不菲的家庭教师——作斗争,这在20年前我们读书时几乎不能想象。我们的家长与教师是一边的,而不是站在我们这边。但是,现在,似乎没人愿意冒自家的小宝或小贝被常春藤拒之门外的风险。
多亏几十年来的扩张,现在仍有充足的大学生名额,基本上可以让每个想上大学的学生都能读大学。但是,有个隐忧:大多数名额都由那些不那么热门的学校提供。三分之二的美国人上的大学,事实上,是只要申请就能进的大学。精英学校——排名前10%的学校——的课桌几乎从未跟上过人口增长的步伐。与此同时,对它们的需求增长迅速,因为随着竞争越来越激烈,父母们都在为子女寻求一个成功的保障,而拿到一个精英学校的学位可能是他们能想到的最佳选择。
因此出现了和风细雨式教养方式(Whiffle Parenting):持续监督,确保自己小孩不会从“梯子”上掉下来,经由一所精挑细选的大学——然后几乎水到渠成——通往幸福生活的梯子。教育系统内的风险总是有增无减,面对这样的教育系统,这只是理性的反应罢了,并且,任何小的失误都可能让你掉队。但这真的是好的教养方式吗?一张镀金的文凭压根不能保证成功,而在确保自己小孩万无一失拿到这样一张文凭的过程中,父母未给予子女真正需要的东西:从错误中学习的能力,被打倒然后重新振作的能力——换句话说,优雅地失败的能力。这可能是我们的小孩要在学校学习的最重要的一课,可是,相反,我们的教育往往背道而驰。
译后:如果大家读得云里雾里,请不要怀疑自己,也不要怀疑译者,是作者确实东拉西扯了。本文作者虽然曾任职大西洋月刊,现在是彭博社专栏作家,这篇文章也是发在大西洋月刊的博客上,作者也算有名,但是——名声多半是负面的。甚至有人专门开了吐槽她的博客。这篇文章的吐槽见:http://thedailybanter.com/2014/02/megan-mcardle-still-cant-write-articles-that-make-sense/ (需翻墙)。我在翻译中途发现了这一事实,奈何已认真研读了几遍,只好翻完。尽管如此,作为新手,还是恳请过路高手指出文中翻译不当的地方,特别是注明了原文的地方。三个词:impostor syndrome,trophy kids (trophy wives,trophy child)以及Whiffle Parenting(这个词似乎是作者自创的,查不到什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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