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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社会运动—《给青年们的十二封信》 朱光潜

时间:2010-08-07 14:41:16  来源:  作者:

朋友:

 

第一信曾谈到,孙中山先生知难行易的学说,和不读书而空谈革命的危险。这个问题有特别提出讨论的必要,所以再拿它来和你商量商量。


你还记得叶楚伧先生的演讲吧?他说,如今中国在学者只言学,在工者只言工,在什么者只言什么,结果弄得没有一个在国言国的人,而国事之糟,遂无人过问。叶先生在这里只主张在学者应言国,却未明言在国亦必言学。挥代英先生更进一步说,中国从孔孟二先生以后,读过二千几百年的书,讲过二千几百年的道德,仍然无补国事,所级读书讲道德无用,一切青年都必须加入战线去革命。这是一派的主张。


同时你也许见过前几年的上海大同大学的章程,「里面有一条大书特书:“本校主张以读书救国,凡好参加爱国运动者不必来!”这并不是大同大学的特有论调,凡遇学潮发生,你走到一个店铺里,或是坐在一个校务会议席上,你定会发见大家窃窃私语,引为深优的都不外“学生不读书,而好闹事”一类的话。因为这是可以深忧的,教育部所以三令五申,“整顿学风!”这又是一派的主张。


叶恽诸先生们是替某党宣传的。你知道我无党籍,而却深信中国想达民治必经党治。所以我如果批评叶浑二先生,非别有用意,乃责备贤者,他们在青年中物望所系,出言不慎,便不免贻害无穷。比方叶先生的话就有许多语病。国家是人民组合体,在学者能言学,在工者能言工,在什么者能言什么,合而言之,就是在国言国。如今中国弊端就在在学者不言学,在工者不言工,大家都抛弃分内事而空谈爱国。结果学废工驰,而国也就不能救好,这是显然的事实。恽先生从中国厉史证明读书无用,也颇令人怀疑。法国革命单是丹东、罗伯斯比尔的功劳,而卢梭、伏尔泰没有影响吗?思想革命成功,制度革命才能实现。辛亥革命还未成功,是思想革命未成功,这是大家应该承认的。


中国人蜂子孵蛆的心理太重,只管诱劝人“类我类我!”比方我喜欢谈国事,就藐视你读书,你欢喜读书,就藐视我谈国事。其实单面锣鼓打不成闹台戏。要撑起中国场面,也要生旦净丑角俱全。我们对于鼓吹青年都抛开书本去谈革命的人,固不敢赞同,而对于悬参与爱国运动为厉禁的学校也觉得未免矫枉过正。学校与社会绝缘,教育与生活绝缘,在学理上就说不通。若谈事实,则这一代的青年,这一代的领袖,此时如果毫无准备,想将来理乱不问的书生一旦会变成措皿咸宜的社会改造者,也是痴人妄想。固然,在秩序安宁的国家里,所谓“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用不着学生去千预政治。可是在目前中国,又另有说法:民众未觉醒,舆论未成立,教育界中人本良心主张去监督政府,也并不算越职。总而言之,救国读书都不可偏废。蔡孑民先生说:“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这两句话是青年人最稳妥的座右铭。


所谓救国,并非空口谈革命所可了事。我们跟着社会运动家喊“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力已竭,声已嘶了。而军阀淫威既未稍减,帝国主义的势力也还在扩张。朋友,空口呐喊大概有些靠不住罢?北方人奚落南方人,往往说南方人打架,双方都站在自家门里磨拳擦掌对骂,你说:“你来,我要打杀你这个杂种!”我说:“我要送你这条狗命见阎王。”结果半拳不挥,一哄而散。住在租界谈革命的人不也是这样空摆威风么?


五四以来,种种运动只在外交方面稍生微力。但是你如果把这点微力看得了不得的重要,那你就未免自欺。“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自侮”的成分一日不减绝,你一日不能怪人家侮你。你应该回头看看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看看政府是什么样的一个政府,看看人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民。向外人争“脸”固然要紧,可是你切莫要因此忘记你自己的家丑!


家丑如何洗得清?我从前想,要改造中国,应由下而上,由地方而中央,由人民而政府,由部分而全体,近来觉得这种见解不甚精当,国家是一种有机体,全体与部分都息息相关,所以整顿中国,由中央而地方的改革,和由地方而中央的改革须得同时并进。不过从前一般社会运动家大半太重视国家大政,太轻视乡村细务了。我们此后应该排起队伍,“向民间去”。


我记得在香港听孙中山先生谈他当初何以想起革命的故事。他少年时在香港学医,欢喜在外面散步,他觉得香港街道既那样整洁,他香山县的街道就不应该那样污秽。他回到香山县,就亲自去打扫,后来居然把他们门前的街道打扫干净了。他因而想到一切社会上的污浊,都应该可以如此清理。这才是真正革命家!别人不管,我自己只能做小事。别人鼓吹普及教育,我只提起粉笔诚诚恳恳的当一个中小学教员;别人提倡国货,我只能穿起土布衣到乡下去办一个小工厂,别人喊打倒军阀,我只能苦劝我的表兄不为非作歹;别人发电报攻击贿选,吾济小人,发电报也没有人理会,我只能集合同志出死力和地方绅士奋斗,不叫买票卖票的事在我自己乡里发生。大事小事都要人去做。我不敢说别人做的不如我做的重要。但是别人如果定要拉我丢开这些末节去谈革命,我只能敬谢不敏〔屠格涅夫的《父与子》里那位少年虚无党临死时所说的话,最使我感动,可惜书不在身旁,不能抄译给你看,你自己寻去罢)。


总而言之,到民间去!要到民间去,先要把学生架子丢开。我记得初进中学时,有一夭穿着短衣出去散步,路上遇见一个老班同学,他立刻就竖起老班的喉嗓子问我:“你的长衫到哪里去了?”教育尊严,那有学生出门而不穿长衫子?街上人看见学生不穿长衣,还成什么体统?我那时就逐渐觉得些学生的尊严了。有时提起篮子去买莱,也不免羞羞涩涩的,此事虽小,可以喻大。现在一般青年的心理大半都还没根本改变。学生自成一种特殊阶级,把社会肴成待我改造的阶级。这种学者的架子早已御人于千里之外,还谈什么社会运动?你尽管说运动,社会却不敢高攀,受你的运动。这不是近几年的情形么?


老实说,社会已经把你我看成眼中钉了。这并非完全是社会的过处。现在一般学生,有几个人配谈革命?吞剥捐款聚赌宿娼的是否没曾充过代表,赴国大会?勾结绅士政客以捣乱学校是否役曾谈过教育尊严,向日本政府立誓感恩以分润庚子赔款的,是否没曾喊过打倒帝国主义?其实,社会还算是客气,他们如要是提笔写学生罪状,怕没有材料吗?你也许说,任何团体都有少数败类,不能让全体替少数人负过。但是青年人都有过于自觉的幻觉,在你谈爱国谈革命以前,你总应该默诵几声“君子求诸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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