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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努力成为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

时间:2013-10-31 18:21:35  来源:  作者:

同学们,老师们:

屈指算来,我阔别南开中学已51年了,正式回母校看望师生,这还是第一次。我愿借此机会同大家谈谈心。我于1942年农历八月出生在天津北郊宜兴埠一个书香门第。我爷爷在村子里办学校,曾祖父是农民。再往前,我家都是农民。我们家是从什么地方来到天津的,至今也没有人能说清楚。据说是从山西来投奔这里的温氏家族的。因为家里穷、没有地位,温氏家谱始终没有把我们家列入其中。

爷爷办的乡村小学,是冲破地主豪绅的阻力,第一个招收女生的学校。我记得,他常年为两件事奔波:一件是招聘教师,一件是为学校筹款。就是这样一所小学,很多教师都是大学毕业生,有的解放后当了教授。外婆家也在本村,外公去世很早,外婆靠开一个小药店谋生,家里还种着几亩地。每年秋天收玉米时,我坐在板车上的玉米堆里从地里回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我出生的年月正是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大“扫荡”和实行“三光政策”〔1〕的时期。妈妈对我讲的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日本侵略者将全村人集合在村西南的空地上,四周架起机关枪,用刺刀杀死无辜的平民。当时,妈妈把我紧紧搂在怀里。这件事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

天津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为“坚壁清野”〔2〕,放火烧了宜兴埠。我的家连同爷爷办的学校、外婆家和她的小药店,全部化为灰烬。我们家逃难到天津城里,住在救济院。外婆在逃难中生了病,没过多久就去世了。她是最疼爱我的人。孩提时代,她抱着我,我常常揪她的头发,她一点儿也不生气。天津解放的那一晚,是一个不眠之夜。解放军包围了驻扎在救济院里的国民党军队,当晚进行了激战,手榴弹扔进了院子里,家里人都害怕得躲在床铺下,我却一点儿也没有害怕。第二天,天津解放了。

我的童年是在战争和苦难中度过的,穷困、动荡、饥荒的往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深知,这不是我们一个家庭的苦难,也不是我出生的那个年代的苦难,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苦难史。我逐渐认识到一个道理:中华民族灾难深重极了,唯有科学、求实、民主、奋斗,才能拯救中国。“如将不尽,与古为新”〔3〕,“周虽旧邦,其命维新”〔4〕。只有推翻封建专制和官僚买办〔5〕的统治,人民才能得到解放;只有不断革新,中国才能进步。

在我上小学、中学期间,家境十分贫寒。父母和我们三兄妹一直租住在一间不到9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每月的房租相当于一袋面粉钱,那时父亲月工资最低时只有37元。我患过一次白喉〔6〕,父亲把仅有的一块手表卖掉,买药给我打针。此后,他多年没有戴过手表。因为经常目睹普通百姓生活的艰辛,我从小就富有同情心,这尤其表现为对普通百姓特别是穷人的同情,对不公道事情的憎恶。一种朴素的平等观念在我的心中萌生:人人生而平等,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平等相处。

我的中学是在南开上的。从12岁到18岁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时期。因此,南开六年的学习生活,对我人生观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也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南开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她的建立、成长和发展始终同国家的兴衰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她都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人才,这就是南开的道路。南开中学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我戴红领巾的时候,我就从校长、老师那里了解到敬爱的周总理早年在南开的革命活动和学习生活,知道马骏〔7〕等许多革命先烈的事迹,为母校曾经培育这么多的革命家和各类杰出人才而感到自豪。

我在这所学校里学习,首先懂得的就是一个人必须有远大的理想,有崇高的志向,从小就应该立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和人民。我努力学习知识,坚持锻炼身体,刻苦自励,从学习和生活的点点滴滴入手,努力把自己造就成为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南开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8〕。这八个字就是南开的灵魂,它提倡的是为公、进步、创新和改革。

我上中学时就愿意独立思考,渴望发现问题,探索真知,追求真理。我记得,那时除了学习课本知识以外,我还广泛阅读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书籍。南开永葆青春,这就是南开精神。在求学期间,我和同学们总是朝气蓬勃,不怕困难,勇往直前。除了学习以外,我还喜欢参加各种课外活动。我不仅爱读书,还是体育爱好者。南开永远年轻,她的学生也都充满活力。我们要坚持走南开的道路,崇尚南开的风格,发扬南开的精神。

上高中和大学以后,我家里人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爷爷在1960年因脑溢血去世,是我把他背进医院的。现在他教过书的学校还留着他的档案,里面装了一篇篇的“检查”,小楷字写得工工整整,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人民教育事业的忠诚。父亲也在1960年因被审查所谓的“历史问题”,不能教书,被送到郊外一个农场养猪,后来到图书馆工作。我考上大学向他告别,就是在离城很远的养猪场。父亲告假回家帮我收拾行李。他是个老实人,一辈子勤勤恳恳。今年他过世了,可谓“生的安分,走的安详”。尽管家里出现这样一些情况,我仍然追求进步。

我是个善于思考的人,我总是把书本里学到的东西同现实加以比较,立志为改造社会而献身。因为父亲喜欢自然地理,我从小就对地球科学产生了兴趣。在北京地质学院〔9〕,我在地质系就读5年。大学期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又考取了研究生,专攻大地构造。回忆在北京地质学院近8年的学习和生活,我曾概括为三句话:母校给了我地质学知识,母校给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母校给了我接触群众的机会。那段时期同样是难忘的。参加工作以后,我有14年时间是在海拔4000到5000米的极其艰苦的祁连山区和北山沙漠戈壁地区工作。这期间,我一边工作一边接触基层群众,更深深懂得了民生的疾苦和稼穑的艰难。我来自人民,我也有苦难的童年,我同情每一个穷人,愿为他们的幸福献出自己的一切。

到中央工作后,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用整整10年时间,深入农村、厂矿、科研院所调研。在农村,我白天坐在农民家的炕头上了解情况,晚上开座谈会。我住过乡里,住过粮库,经常在一个县一待就是一个星期。我几乎走遍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同科学家交朋友、谈心。我认为,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民情、民心、民意,而民心向背决定政权的存亡。衡量政策好坏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我之所以经常讲穷人的经济学、穷人的政治学和穷人的教育学,就是想让人们懂得,在中国乃至世界上,穷人占多数。一个政府、一个社会应该更多地关爱穷人,穷人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在中国,不懂得穷人,不懂得农民和城市贫困阶层,也就不会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更不可能树立穷人的教育观。公平的核心是在生存、竞争和发展的机会上人人平等,而不是基于财富或其他特权的平等。一个政府如果忽视民众和民生,就是忽视了根本。而公平和正义是社会的顶梁柱,失去了它们,社会这个大厦就会倒塌。“国之命,在人心”〔10〕,说的就是人心向背决定社会的发展和政权的存亡。政府是穷人最后的希望,民众的贫穷是政府最痛心的事。只有把这些道理真正弄懂,才算真正理解“以人为本”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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