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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艺术69: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时间:2014-07-28 07:07:08  来源:  作者: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José de la Concordia García Márquez,1927年3月6日-2014年4月17日)是哥伦比亚作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代表作有《百年孤独》(1967年)《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年)。本文为巴黎评论对马尔克斯的采访,马尔克斯在访谈中谈到了自己的创作历程,以及对名利的看法,从中可一窥马尔克斯其人。

译者:雪之耳环SherryMoonmikafiona红鼻子cj、 fanlaifanqu、秋日茗茶(负责人)
采访者:彼得·H·斯通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在其位于圣安吉尔酒店房间后面的工作室/办公室接受采访,那里陈旧而美丽,屋里到处都摆放着产自墨西哥城的五彩缤纷的花朵。工作室离主屋仅几步之遥,是一幢低矮狭长的建筑,似乎原本就被设计成会客室。室内,房间的一端放着一张长沙发、两张安乐椅,还有一个简易酒吧—一个白色的小冰箱,顶上放着许多矿泉水。
整间房最突出的就是沙发上方挂着的一幅放大的照片,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独照,照片中的他穿着一件时髦的披肩,站在狂风中,看起来有点像安东尼·奎恩(Anthony Quinn)[1]
当时加西亚·马尔克斯正坐在工作室远端的桌前,见我到访便脚步轻快地走过来迎接我。他体格健硕,身高仅五尺八寸左右,十足一个优秀的中量级拳击选手—胸膛宽阔,只是双腿可能相对偏瘦。他衣着随意,身穿宽松的灯芯绒裤子和浅色高领毛衣,脚蹬一双黑色皮靴,一头深褐色卷发,留着络腮胡子。
采访在三个傍晚时分的会面中进行,每次大约持续2小时。尽管马尔克斯英语很好,但是他基本上是用西班牙语讲述的,由他的两个儿子进行翻译。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话的时候,身体不时前后摇摆,双手也经常做些微小但坚定的动作来强调自己的观点,或者指出自己思路方向的转移。沉思着说话时,他时而身体倾向听众,时而双腿交叠靠着椅背。
采访者
您介意录音吗?
马尔克斯
问题是,你一旦知道采访是被录音的,态度就会发生变化。我本人会马上有种防御意识。作为一个记者,我认为我们还没有学会怎么用录音机来做采访。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记者和受访者促膝长谈而中途不要做任何笔记。过后记者回忆这段对话,根据自己的感受和印象写下采访内容,没必要非得用原话表述。另外一个有用的办法是边采访边做笔记,然后在忠实受访者的基础上进行诠释。录音让你恼火是因为它并非忠实于受访者,因为它也会记录下你出洋相的时刻。这就是为什么有录音机的时候,我会意识到自己正在接受采访,而不用录音机时,我会忘记自己是在采访过程中,交谈轻松自如。
采访者
好吧,你让我对用录音机感到些许愧疚。但是我觉得这种形式的采访我们大概还是需要它的。
加西亚·马尔克斯
不管怎么说,我刚刚说的那些目的是让你处于防御状态。
采访者
这么说你从来没有在采访中使用过录音机吗?
加西亚·马尔克斯
作为一个记者,我从来不用。我有一台质量上乘的录音机,不过只用来听音乐。不过话说回来,做记者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做过采访。我做过报道,但是从来没有做过这种问答式的采访。
采访者
我听说过一个著名的采访,采访对象是一个遭遇海难的水手。
加西亚·马尔克斯
那不是问答。水手只是告诉我他的经历,我尽量用他的原话以第一人称将故事写出来,就好像那是他本人写的。这部作品以连载的方式刊登在报纸上,每天刊载一部分,连载了两周,署名是那个水手而不是我。二十年后,这个故事重新出版的时候,人们才发现作者原来是我。在我写《百年孤独》(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之前,没有一个编辑意识到这是一篇好文章。
采访者
既然我们说起了记者这个行当,你能说说写了那么多年小说之后再次成为一名记者是什么感受吗?重抄旧业你是不是带着不同的感觉,或者有了不同的视角?
加西亚·马尔克斯
我一直坚信我真正的职业是记者。我之前不喜欢新闻业是因为不满其工作环境,而且,我不得不根据报纸的利益来定位我的思考和想法。现在,写了那么多年小说,并因此获得经济独立之后,我才真正得以选择符合自己兴趣和观点的主题。无论如何,我一直非常喜欢有机会写出优秀的报道。
采访者
你认为怎样的文章才算是出色的报道呢?
加西亚·马尔克斯
约翰·赫西(John Hersey)[2]的《广岛》(Hiroshima)就是一部非常出色的作品。
采访者
目前你有没有非常想要撰写的报道?
加西亚·马尔克斯
有很多,事实上有几个我已经在写了。我写了关于葡萄牙、古巴、安哥拉、越南的文章。我非常想写波兰。我想如果我可以如实描写正在发生的事情,那一定会是个非常重要的报道。但是现在波兰太冷了,我是一个贪图安逸的记者
采访者
你是否认为小说能做到某些新闻报道所不能做到的事情?
加西亚·马尔克斯
不是的。我认为两者没有任何差异。来源是一样的,材料也是一样的,资料和语言也是一样的。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写的《大疫年纪事》(the Plague Year[3]是一部伟大的小说,而《广岛》是一篇伟大的报道。
采访者
你觉得在平衡现实与想象这方面小说家与记者是否有着不同的职责?
加西亚·马尔克斯
作为记者,只要有一个事件存在谬误,就会削弱整部作品。相反的,一部小说中只要有一个真实的事件都会使整个作品具备合理性。这是唯一的区别,这取决于作家的定位。小说家可以随心所欲做任何事情只要他能让人们相信他。
采访者
几年前的一个采访中,你似乎很佩服自己当年做记者时极快的写作速度。
加西亚·马尔克斯
我的确觉得现在写作比以前更难了,不管是写小说还是写报道。我以前在报社工作的时候,对自己写的每一个词不甚在意,而现在却刚好相反。在波哥大的《观察家报》(El Espectador)工作时,我一个星期至少要写三篇报道,每天要写两到三篇短评,我还写电影评论。晚上,大家都回家了,我还会留在办公室写小说。我喜欢划线机的声音,那听起来像雨声。如果它们停了下来,周围一片寂静,我就无法写作。现在我的创作量相对小了。工作效率高的时候,我一天从早上九点开始到下午两三点,最多也只能写一个四五行的小段落,而且有时第二天我就会把它们都撕了。
采访者
这种变化是因为你的作品受到如此高的赞誉吗?还是出于某种政治信仰?
加西亚·马尔克斯
两者都有。现在我的读者群庞大,超乎我的想象,为他们写作使我对文学和政治的都负有更重的责任。而且这里还有一种骄傲,就是不想达不到自己从前的水平。
采访者
你是怎么走上写作之路的?
加西亚·马尔克斯
是从绘画开始的,起初是画幽默画。在读书认字、懂得写作之前,我在家和在学校还画过连环画。有意思的是,我现在想想我高中就有了作家的声誉,尽管当时我还从来没有写过东西。编小册子和写请愿书的任务总是指派我去完成,因为大家认为我就是作家。上大学的时候,碰巧我整体的文学素养比较高,远远超过我朋友们的平均水平。在波哥大的大学里,我开始结交新的朋友,他们引导我步入了当代作家的行列。一天晚上,一个朋友借给我一本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的短篇小说集。我回到住处就开始读起了《变形记》(The Metamorphosis)。第一句就让我震惊得险些掉下床。第一句话是这么写的,“早晨格雷高尔·萨姆沙从光怪陆离的梦中醒来时,发现床上的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昆虫……”当我读到这句话时,心里暗想原来小说还能这么写。早知道的话,我早就开始写作了。所以我马上开始写短篇小说,都是一些短篇智力小说,因为我仅仅是基于自己的文学经验,也没有发现文学与生活的联系。这些故事发表在波哥大《观察家报》的增刊上,当时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或许是因为哥伦比亚没有人创作智力短篇小说。那时候我写的大多都是乡村和社交生活。我写第一篇短篇小说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这些文章有乔伊斯(Joyce)[4]的影子。
采访者
您那个时候有读过乔伊斯的作品吗?
加西亚·马尔克斯:
我之前没有看过,于是就开始看他的《尤利西斯》(Ulysses)。我读的是当时仅有的一版西班牙语译本。自那以后,我又读了英文原版和很优秀的法语译本,我才发现我最开始读的西班牙语译本翻译很糟糕。但我也从中学会了刻画人物内心独白的技巧,这对我后来的写作很有帮助。之后我在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作品中也看到了内心独白描写,相对而言,我更喜欢伍尔夫的刻画方式。不过我后来才知道发明这种内心独白技巧的是《小癞子》(Lazarillo de Tormes[5]的无名作者。
采访者
你能列举几个前期对您影响较大的人吗?
加西亚·马尔克斯:
真正帮助我摆脱早期对于短篇故事的理性态度的是美国迷失的一代的作者。我意识到他们的文学和生活是有联系的,而我的短篇故事却没有。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和我这种态度的转变有很大关系。那是发生在1948年4月9日的波哥大事件(Bogotazo)[6],当时一个叫盖坦(Gaitan)[7]的政治领袖被射杀,大街上的波哥大群众对此极度愤怒,我那时在公寓里正准备吃午饭,消息传来,我赶到事发地点,但是盖坦刚被抬入出租车送往医院。在我回公寓的路上,人们已经在街道上聚集起来开始游行,洗劫商店,纵火烧建筑物。我加入了他们的队伍。经历了那个下午和晚上我才开始真正了解我所居住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而我的短篇故事却与之联系甚少。后来,我被迫回到位于加勒比海岸的巴兰基亚(Barranquilla)[8],这是我童年生活的地方,那时我才意识到,那种生活才是我曾经经历过、了解过并且想要书写的。
大概在1950还是1951年发生了另外一件影响了我文学倾向的事情。那一年我妈妈让我陪她到我的出生地阿拉卡塔卡(Aracataca)[9]去卖掉我出生头几年住的房子。故地重游,刚开始有些震惊,因为我当时已经22岁了,自8岁起我就再也没有来过阿拉卡塔卡。这里的一切几乎没什么改变,但是我感觉自己不是在看这个村庄,而是像阅读一样体验这里的一切,仿佛我所看到的一切都已经被文字记录下来,我要做的只是抄下已写好的以及我所阅读到的一切。实际上一切事物都转化成文学,这里的风土人情和所有回忆,我不确定我之前是否有阅读过福克纳(Faulkner)的书,但是我知道只有像福克纳那样的写作技巧才可以使我写下当时看到的东西。这里的氛围、颓废的感觉以及炎热的环境都和我在福克纳的作品中读到的几乎一样。这个地方是一片香蕉种植地,很多在水果公司工作的美国人居住在这里,使得这里的气氛和我从美国南方腹地的作者那感受到的气氛几乎一模一样。有评论家认为福克纳对我的文学有些许影响,但是我认为这只是一种巧合:我只是发现了一些不得不用福克纳技巧来处理的材料,而福克纳处理类似材料时也会采用这样的方法。
那次旅行回来之后,我写了我的第一部小说《枯枝败叶》(Leaf Storm[10]。阿塔卡拉卡之旅对我真正的启迪是,我童年的所有经历都有文学价值,而我直到现在才意识到。完成《枯枝败叶》的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想成为一名作家,没有人能阻挡,我所要做的便是努力成为世界上最好的作家。那是1953年的事了,而直到1967年我才拿到自己的第一笔版税,那时我已经写了五本小说,我这辈子写了八本书。
采访者
年轻的作家否定童年以及自身经历的价值,并像你最初一样用理智判断,您认为这种现象普遍吗?
加西亚·马尔克斯:
我不这么认为,这个过程通常是恰好相反的。但是如果一定要让我给年轻作家一些建议的话,我会建议他们写一些自身经历的事情,我们阅读别人作品时,通常很容易辨别出作者是在写自己的经历还是他读到或听到的事情。聂鲁达(Pablo Neruda)的一首诗中有这么一句话,当我歌唱,上帝助我创造,人们对我的作品的最高评价都是针对我的想象力,而这种褒奖总是让我很想笑,因为事实是我作品里面没有一句话在现实中找不到依据。问题是加勒比海总是代表着最疯狂的想象力。
采访者
就这点来说,你的作品是写给谁看的?您的观众是谁?
加西亚·马尔克斯:
《枯枝败叶》是写给那些曾经帮助过我、借书给我看并且对我的作品有高度热情的朋友的。总的来说,我认为你写作总是写给特定的一些人的。我写作的时候,总是能知道这个朋友将会很喜欢这段或者另一个朋友将会喜欢那个段落或篇章,总之写文章的时候,总能想到一些特定的人。到最后,所有的作品都是写给朋友的。写完《百年孤独》之后我面临着一个问题,我再也无法得知我现在是写给我千千万万读者中的哪些人,这个想法不断涌现在我脑海中并抑制了我的创作。这让我很沮丧,这种感觉就好像有一百万双眼睛正在看着你,而你却不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
采访者
您能谈谈记者的经历对您小说创作的影响吗?
加西亚·马尔克斯:
我想影响是相互的吧。小说让我的报道具有了文学价值,而记者经验让我能一直贴近现实。
采访者
从完成《枯枝败叶》到开始创作《百年孤独》的这段时间,您是如何探索作品风格的?
加西亚·马尔克斯:
写完《枯枝败叶》之后,我认为描写小时候生活过的村庄以及童年生活事实上是对直面和书写国家政治时局的一种逃避。那时候我有种错觉,我在经受的是乡愁而不是国家正在发生着的各种政治事件。而当时正是文学与政治倾向的关系被广泛讨论的时候。我当时一直尝试缩小两者间的鸿沟。以前对我影响很深的是福克纳,现在是海明威。《没人给他写信的上校》(No One Writes to the Colonel[11],《恶时辰》(In Evil Hour[12]以及《格兰德大妈的葬礼》(Big Mama’s Funeral[13]这三本书差不多是同一时期写的,并且三者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些故事发生的村庄和《枯枝败叶》、《百年孤独》中所描写的村庄不同。这个村庄里没有神奇的东西。这是一部新闻文学。但是当我写完《恶时辰》后,我发现我之前所有的观点又错了,我意识到,那些描写我童年的作品和政治、国家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远超乎我的想象。完成《恶时辰》后的五年时间里,我没有进行任何创作。我知道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但是总感觉缺了些什么,我那时候不确定缺的到底是什么,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我当时恰恰需要的书写风格。最终我把这种风格融入到《百年孤独》的写作中。这种风格是基于我奶奶从前给我讲故事的方法。她讲的故事听起来总是那么不可思议,天马行空,但是她讲述得极为自然。当我终于找到自己要运用的风格后,我坐下来每天工作,一连工作了18个月。
采访者
她是怎么把“魔幻”表达得如此自然的?
加西亚•马尔克斯
最重要的是她脸上的表情——她讲故事时神色自若,所有人都对此惊讶不已。最开始尝试写作《百年孤独》时,我尽量持着不相信的态度来讲述这个故事。后来我发现我所要做的是打心底相信这些人物故事是真实存在的,同时像外祖母讲故事时一样面色冷峻地将他们写出来。
采访者
这种手法风格似乎有种新闻写实的特质。您对这些看上去充满魔幻色彩的故事进行了如此细致地描写,赋予了它们本身存在的真实性。这是您从新闻工作中学到的吗?
加西亚•马尔克斯
这是一种新闻撰写的技巧,也可以运用到文学中。举个例子,你说天上有大象在飞,没有人会相信你。但是你如果说有425只大象在天上飞,人们也许就会相信你了。《百年孤独》里尽是这种似是而非的东西。这也正是我的外祖母所用的技巧。我对她讲的一个故事印象尤为深刻,说的是一个身边环绕着黄色蝴蝶的人——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个电工常到我家这边来。我很好奇,因为他总带着一条安全带,用来把自己悬在半空中的电线杆上作业。我的外祖母常说他每次过来,都会在房子里留下满屋的蝴蝶。但当我写这个故事时,我发现如果我不说明蝴蝶是黄色的,人们就不会相信。当我写到美人儿蕾梅黛丝(Remedios the Beauty)[14]乘风上天这段时,我花了很长时间才使它读上去真实可信。灵感源于那天我在外面的花园里看到一个常到这边房子洗衣服的女人,她正在呼呼的风中晾床单,咒骂着大风不要把床单吹走。我意识到那么美人儿蕾梅黛丝用床单就可以升天。这样一来,这段文章就变得可信了。每个作家都面临着如何让自己的文章可信的问题。任何人都可以写任何东西,只要它是可信的。
采访者
《百年孤独》里所说的失眠瘟疫来源于什么?
加西亚•马尔克斯
自从读了《俄狄浦斯王》,我就一直对瘟疫有着浓厚的兴趣。我做了许多关于中世纪瘟疫的研究。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丹尼尔·笛福的《大疫年纪事》,其中最大的原因在于笛福虽是一个记者,但他的语言是纯粹的虚构。很多年里我都以为笛福对伦敦大瘟疫的描写是基于他的所见所闻。但随后我发现这是本小说,因为这场瘟疫在伦敦爆发时笛福还不到7岁。瘟疫一直是我在写作中反复用到的一个主题,并且往往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比如在《恶时辰》中,匿名帖就是致命的瘟疫。很多年里我都认定哥伦比亚的政治暴力和瘟疫有着同样的形而上学的意义。在写《百年孤独》前,我就在《星期六后的一天》(One Day After Saturday)这个故事中用一场瘟疫杀死了所有鸟儿。《百年孤独》里我把失眠瘟疫作为一种文学手段,因为它与睡眠瘟疫恰好相反。说到底,文学就是木匠活。
采访者
木匠活?这个比喻您能再多说明一下吗?
加西亚•马尔克斯
两者都需要艰辛的劳动。写作几乎和做一张桌子一样难。它们都需要将现实作为材料进行加工,而现实就像木头一样坚硬。两者都需要耗费大量的心思和技巧。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将极少的灵感进行繁复精细的加工。我想正如普鲁斯特(Proust)曾说的,需要10%的灵感加上90%的汗水。我从未做过木匠活,但这是我最钦佩的工作,因为你找不到人来代替你完成。
采访者
《百年孤独》里的“香蕉热”有多大程度是基于当时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行为?
加西亚•马尔克斯
“香蕉热”是以现实为原型,和现实紧密相关的。当然,对于一些没有历史依据的事情,我做了一些文学处理。例如,故事中发生在这个广场上的大屠杀是完全真实的,但我在参考史料和文献写作时,发现它们并未确切说明被屠杀的人数。后来我书中所写的3000人,显然是夸大其词。但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我深刻记得当时看到一列很长很长的火车离开种植园,上面一定载满了香蕉。途中可能会有3000只香蕉"死亡“,最后被倾倒进海里。而现在真正令人震惊的是,国会和报纸上提到“3000人死亡”往往很自然地一带而过。我甚至怀疑我们的历史有一半都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我在《族长的没落》(The Autumn of the Patriarch[15]中写过,独裁者说它现在不是真的也没关系,因为将来的某一刻它会成真的——人们迟早会相信作家而非政府。
采访者
这让作家有了强大的力量,对吧?
加西亚•马尔克斯
对,我也能感受到这种力量。它赋予我强烈的责任感。我真正想做的就是写一篇完全真实的新闻稿,但这篇新闻稿可以和《百年孤独》一样棒!我活得越久,回忆总结往事越多,就越觉得文学和新闻是密切相关的。
采访者
《族长的没落》里说的一个国家为了偿还外债放弃它的海域是否也是和新闻密切相关的?
加西亚•马尔克斯
是的,不过那是真事。它发生过,以后也会多次重演。《族长的没落》完全是本历史小说。从已知事实中发掘出未知可能是新闻记者和小说家要做的,同样也是预言家所做的。问题在于,很多人以为我是个奇幻小说家,但我其实是个很现实的人,所创作的是我坚信的真正的社会现实。
采访者
这是乌托邦式的想法吗?
加西亚•马尔克斯
我不确定“乌托邦”是指理想还是现实。但我认为指的是现实。
采访者
《族长的没落》里的人物,比如独裁者们,是以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为原型的吗?他们似乎与佛朗哥(Franco)[16]、贝隆(Perón)[17]和特鲁希略(Trujillo)[18]有相似之处。
加西亚•马尔克斯
每本小说里的人物都是一个组合:由你所见过、听过或读过的不同人物组合在一起。我通读了所有能够找到的19世纪到20世纪初拉丁美洲独裁者的资料,也和很多经历过独裁统治的人进行了交谈。就这样至少做了十年准备。当我对人物形象有了清晰的思路时,就努力忘掉我读过听过的一切东西,只有这样我才能摆脱现实生活中任何场景的束缚进行创作。有一天我意识到自己从未经历过独裁统治的生活,因此我想如果在西班牙写这本书,就可以同时了解已经建立的独裁政体下的生活环境。但我发现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和加勒比独裁统治的环境大不相同。思路受阻,这本书因此停滞了大约一年。我总觉得缺点东西,但又不确定是什么。想了一夜,我决定最好还是回到加勒比。于是我们一家又搬回哥伦比亚的巴兰基亚。我对记者所作的声明被他们当作笑话——我说我要回来是因为我忘记番石榴闻起来是什么味道了。事实上,这正是我完成这本书真正需要的。我到加勒比游览了一番。当我游走于岛屿间之际,也找到了小说中一直缺失的元素。
采访者
当权者的孤独是你常用的主题。
马尔克斯
你越是位高权重,越是难以辨别别人是否在对你撒谎。当你走上了权力巅峰,就和现实断了联系,在各种孤独中没有比这更糟的了。一个权势显赫的人,一个独裁者,他被各种利益集团和那些意图将他与现实隔绝的人所围绕,周遭的一切都齐力将他孤立。
采访者
作家的孤独又如何呢?两者有区别么?
马尔克斯
它和权势的孤独有很多关联。作家这种渴望描绘现实的企图常常使得他看到的画面变得扭曲。他意图重构现实,结果却可能与其脱节,困在了所谓的空中楼阁里。新闻工作能很好地帮助我避免这种情况。这就是我尽力坚持做新闻的原因——这样我就能和现实世界保持联系,尤其是政治新闻,还有政治活动本身。写完《百年孤独》之后,我面临的并不是作家的孤独,而是盛名所带来的孤独,这更类似于当权者的孤独。我的朋友保护我不受孤独之苦,他们一直都在。
采访者
怎么说?
马尔克斯
因为我这辈子都尽量和相同的朋友来往。我不会和我的老友们断了联系,他们能把我带回现实。他们一直都脚踏实地,默默无闻。
采访者
你是以怎样的方式开始一部作品的?在《族长的没落》中一个反复出现的画面是宫殿中的牛群。那是不是作品的原型画面之一?
马尔克斯
我有本摄影集待会给你瞧一瞧。我在各种场合说过,我的每一本书的源头都会有一个画面。《族长的没落》捕捉到的第一个画面是一个年迈的老人在一个非常奢华的宫殿里,牛群走进来啃着窗帘。但那个画面一直都没有变得具体起来,直到我看到了那张照片。当时在罗马,我走进一家书店,开始在那里翻看摄影集,我喜欢收藏它们。我看到了那张照片,那真是再完美不过了。我明白我的画面就得像那样展开。因为我称不上是什么知识分子,我会在日常事物,在我的生活中找到故事的雏形,而不是在那些大师的著作里。
采访者
您的小说中曾出现意外的转折吗?
马尔克斯
一开始的时候我常常会这么做。在写最初那些故事的时候,我对于故事的基调有一个大致的想法,不过我会允许自己跟着突发的灵感走。早期我得到的最好的建议是:年轻的时候那样干没问题,因为我的灵感一直在迸发。但又有人告诉我,要是我不学习技巧,以后会陷入困境,灵感枯竭之后是需要技巧来弥补的。如果没有及时学到这一课,我现在就没本事在提笔前谋篇布局。勾勒结构纯粹是技术活,要是早先没学会就再也学不会了。
采访者
那么,自律对您相当重要?
马尔克斯
我觉得缺少非凡的自律,你不可能写出有价值的作品。
采访者
您对写作时服用精神药品怎么看?
马尔克斯
海明威在书里写过,写作对他来说就像拳击,这话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关心自己的健康和幸福。福克纳有醉鬼的名声,但每次访谈他都说,喝醉的时候是一行字也写不出的。海明威也说过类似的话。那些差劲的读者问我,在我写某些作品时是不是磕了药。这倒是说明他们对文学和毒品都一窍不通。要成为好作家,你得在写作过程中的每一刻都保持绝对清晰的头脑,也要保持一副好身体。对于那些有关写作的浪漫观点我是相当反对的,什么写作是一种牺牲,还有什么越潦倒、情绪越糟,作品就越好。我觉得作家一定要让情绪和身体处于很好的状态。对我来说文学创作是需要健康来支持的,“迷失的一代”都理解这点,他们是热爱生活的人。
采访者
布莱斯·桑德拉尔[19](Blaise Cendrars)说过,相比大多数工作,写作是一种优待,而作家们夸大了他们的煎熬。“您怎么看?
马尔克斯
我觉得写作非常难,不过任何工作要仔细做都会很难。至于是不是优待,则是要看那是不是你乐意做的工作。我觉得我对自己和别人要求太过苛刻,因为我无法忍受差错。我认为把事情做到极致才是荣幸,无论是什么事。作家往往浮夸而自大,这倒是事实。他们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社会的良知。不过我最敬佩的还是那些出色完成的事情。在旅途中得知那些飞行员在他们的领域里比我在文坛上要更出色时,我总是很高兴。
采访者
您在什么时段工作处于最佳状态?您有一个工作日程么?
马尔克斯
我成为职业作家之后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我的作息。当记者那会儿总是要连夜工作。我四十岁开始全职创作,我一天的工作基本上是从早上九点开始到下午两点结束,那时我的儿子们刚从学校回家。我已经习惯了勤奋工作,只在早晨干活让我感到愧疚。于是我尽力在下午写作,但我发现下午写的东西第二天早上还得重新来过。所以我决定只在上午九点到下午两点半写作,其他的事情都不去管。下午留给会客、访谈还有其他各种可能碰上的事情。另一个问题是我只有在熟悉的环境中,那些我工作过坐热了的地方才能工作。我没法在旅馆或者借的房子里写作,也没法在借来的打字机上写。所以旅行的时候我没法写作,这很麻烦。当然啦,人总是想找借口偷懒。因此你给自己设下的约束要打破总是更为困难。无论何时何地你都渴望灵感,这个词已经被浪漫派滥用了。我那些信仰马克思的朋友不能接受那个词,但无论你用什么词来描述,我深信有种特别的心境,在那种心境下你能轻而易举地写作,文思如泉涌。所有的托辞,什么只有家里才写得出来,都消失了。似乎只有当你找到了对的主题和恰当的处理方式,那个时刻,那种心境才会到来,而且那必须是你真正喜欢的事情,因为没有比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更糟糕的了。
每本书的第一段也是最困难的事情之一。我可以为第一段花上几个月时间,而一旦我写出来,剩下的就顺理成章了。在第一段里面你把书的大部分问题都解决了,主题、风格、语调都定了下来。至少我写作是这样,第一段是某种样板,其余的篇章都依照着它而写。这就是为什么写短故事比写长篇小说更困难。每写一个短故事,你都得重头开始。
采访者
梦境可曾是灵感的重要来源吗?
马尔克斯
最开始,我非常关注梦境。但后来我意识到生活本身才是最主要的灵感来源,而梦境只是生活洪流里很小的一部分。我的的确确对梦的各种概念和解析很有兴趣。我通常将梦境视为生活的一部分,但现实更为丰富多彩。不过也可能是因为我的梦很贫乏吧。
采访者
你能谈一下灵感和直觉的区别吗?
马尔克斯
灵感是当你想到一个恰当的主题时,你非常喜欢它,这时,灵感能使你的工作变得简单。直觉亦是写小说的基础,是能够帮助你在没有了解科学知识或进行其他任何专门学习的情况下洞察真实世界的一个特殊技能。用直觉理解万有引力定律,比用其他任何方式更容易。它是一种无需努力即可获得经验的方式。对一个小说家来说,直觉是必不可少的。大体上它与理性主义背道而驰。理性主义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让我憎恶的东西,因为某种意义上它把真实世界变成一种永恒不变的理论。直觉在这点上有它的优势,即事物非对即错。你用不着费力去把一个圆木桩打进一个方洞里。
采访者
你是不是不喜欢理论家?
马尔克斯
确实!主要是因为我没法真正理解他们。这也是我多用奇闻逸事来解释事物的主要原因,因为我没有任何进行抽象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评论家说我不是一个有学识的人,说我引证得不够多。
采访者
你会不会觉得评论家们对你的评价过于循规蹈矩呢?
马尔克斯
对我来说,评论家是理性主义最显著的例子。首先,他们会定义一个作家应该是什么样的,试图把作家套入他们的模型里面,如果这些作家不符合那个模型,他们仍旧强行把他放进去。事实上,批评家怎么看我,我并不在意,只是因为你问了这个问题我才回答的。而且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读过评论了。他们声称自己的使命是要充当作者和读者的媒介。我一直都努力在写作中做到清楚明确,尝试与读者进行直接交流,而不是通过评论家。
采访者
你怎么看待翻译工作者?
马尔克斯
我很欣赏翻译,但我不喜欢那些使用脚注的翻译。他们总是试图给读者解释一些作者可能并没有想要传达的东西。既然已经有了注解,读者就不得不忍受它。翻译是一项很有难度的技术活,付出却得不到什么回报,报酬也少得可怜。好的翻译应该是是用另一种语言进行再创作的过程。这也是我很欣赏格里高利·拉巴萨(Gregory Rabassa)[20]的原因。我的书已经被翻译成21种语言,而拉巴萨是唯一一个从不为了插入脚注而要求我进行说明的译者。我觉得他对我的作品用英文进行了彻底的再创作。书中有一些部分是很难仅凭字面意思理解的。我们的印象中,译者是通读全书后根据自己的回忆重新创作。这就是为什么我欣赏翻译。他们更依靠直觉而非理性。出版商给他们的稿酬少得可怜,而且他们也不认为自己是在进行文学创作。我有想过要将一些书翻译成西班牙语,但是如果真要去翻译,我要付出与写书一样多的精力,而且也没办法解决我的伙食问题。
采访者
你曾想过要翻译什么吗?
马尔克斯
我想翻译马尔罗(Malraux)[21]的所有作品。还有康拉德(Conrad)和圣埃克苏佩里(Saint-Exupéry)的。我在阅读的时候常常会有一种想要翻译它的冲动。除了那些伟大的杰作,相比起费力地读一本原著,我更喜欢读一般的译本。西班牙语是唯一一种我觉得能够真正融入的语言,阅读其他语言的书籍总是让我觉得不舒服。但是,我会说意大利语和法语,并且我也很熟悉英语,以至于我这二十年里每周都不得不接受《时代周刊》(Time)的毒害。
采访者
墨西哥现在能给你家的感觉吗?你有没有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更大的作家圈子呢?
马尔克斯
通常,我和作家或艺术家交朋友并不仅仅因为他们是作家或者艺术家。我有很多不同行业的朋友,他们中当然也有作家和艺术家。大致上讲,我觉得自己在拉丁美洲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和当地人没什么两样,在其他国家则不然。拉美人认为只有在西班牙能获得友好对待,但尽管我也是个拉美人,我个人并不这么觉得。在拉美我感觉不到国与国之间的边界。我能够感受到国与国之间的差异,但在我心里,它们都是一样的。真正给我家的感觉的地方是加勒比地区,不论是那地方是属于法国、荷兰还是英国。我印象一直尤为深刻的是,当我在巴兰基亚登机时,一位穿着蓝色裙子的黑人女士会给我的护照盖章,而当我在牙买加下飞机时,也有一位穿着蓝色裙子的黑人女士会给我的护照盖章,但印章上的字是英文。我不认为是语言导致了如此巨大的差异。但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我都觉得自己是个异乡人,觉得安全感被抽空了。这仅是一种个人的感受,但在旅途中我总会有这种感受。我有一种小众意识。
采访者
你认为对于拉美作家而言,在欧洲的生活经历会不会很重要?
马尔克斯
也许这样可以让他们真正拥有一个外部的视角。我正在考虑写一本关于拉美人去欧洲的短篇小说。我构思此文已经有20年了。若要从这些短篇故事中得出一个结论,那将是,拉美人,尤其是墨西哥人,几乎不会去欧洲,更不会在那里逗留。我在欧洲遇到的所有墨西哥人总会在下一个星期三就离开。
采访者
你觉得古巴革命对拉美文化产生了什么影响?
马尔克斯
到目前为止,它的影响是负面的。许多自认为热衷政治的作者认为写作不该随心所欲,而是有义务去写自己认为应该写的,这就造成了一种蓄意的文学形式,这种形式与经历或直觉没有任何关系。主要原因在于古巴对拉美的文化影响遭到了强烈的抵制。即使在古巴,这次革命也没有发展到能够创造出新型文学或艺术的程度。这是需要时间的。古巴革命对拉美最大的文化影响是它为传播已在拉美存在多年的文学搭起了桥梁。在某种意义上,美国的拉美文学的热潮是由古巴革命引起的。那个年代的每个拉美作家都已经有二十年的写作经验,但欧洲和美国的出版商还是对他们没什么兴趣。古巴革命开始后,关注古巴和拉美的人突然间就多了起来。这场革命因此变成了一种消费品。拉美文化由此开始风行。人们发现现有的拉美小说中存在值得译介的作品,也是足以和世界上其他的文学平起平坐。可悲的是由于拉美的文化殖民太严重,在得到外界的认可之前,拉美人都不相信他们的小说写得好。
采访者
有没有其他不太知名的拉美作家是你特别欣赏的?
马尔克斯
我不确定现在是否还有这样的作家。拉美文学热最好的附加作用之一就是促使出版社保持警觉,以确保不会错过下一个科塔萨尔(Cortázar)[22]。不幸的是,很多年轻的作家关注自己的知名度更甚于自己的作品。在图卢兹大学有一位从事拉美文学方面写作的法国教授,很多年轻作家写信给他告诉他不要再写太多关于我的内容,因为我已经不再需要这些,而其他人需要。但是他们忘了一点,我在他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文学评论家也没有写过我,他们把笔墨都给了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Miguel Angel Asturias)[23]。我想要说的是,这些年轻作家不致力于自己的创作而去给评论家写信,这是浪费时间。创作远比被人评论更为重要。关于我的文学生涯,我认为有一件事非常重要,那就是当我已经年过不惑的时候,我一分钱版税都没有拿过,即使那时我已经出版了5本书。
采访者
你是否认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名声与成功来的太早并不是一件好事呢?
马尔克斯
对一个作家来说,任何年龄这都是不好的事。我宁愿我的作品都是在我过世后才得到认可,至少在资本主义国家,你一旦成名,就会被变成一种商品。
采访者
除了你钟爱的作品,你目前在阅读什么?
马尔克斯
我阅读那些不可思议的东西。前几天我还在读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的回忆录。布莱姆·斯托克(Bram Stoker)所著的德拉库拉(Dracula[24]是一本伟大的著作,可很多年前我也许根本不会读这本书,因为我会觉得是在浪费时间。但是,我从来没有真正对一本书感兴趣,除非有一个我信任的人向我推荐。我已经不再阅读任何虚构的文学作品。我阅读了很多回忆录和文献,即便有些是编造的。此外,我还重读了我最爱的著作。重读的好处在于,你可以随意翻开任何一页去阅读自己真正心仪的那部分。我已经没有了仅仅阅读“文学”的那种近乎神圣的想法。我会阅读任何作品。我努力跟上时代,每周都阅读世界各地的重要杂志。自从我养成了在电传打字机上阅读的习惯之后,我就一直都关注新闻。但是尽管我读过所有严肃而重要的报纸,我的夫人还是经常过来告诉我一些我没有听说过的新闻。我问她从哪读到那些新闻的,她说是在美容院的杂志上看到的。于是我开始阅读时尚杂志和各种各样的女性杂志和八卦杂志,从中了解到很多别的地方学不到的东西。这占用了我很多时间。
采访者
为什么您会认为名声对于一个作家有如此巨大的破坏力?
马尔克斯
主要是因为这会侵扰你的私人生活,剥夺你工作、和朋友共处的时间,隔绝你和现实世界。一个仍想继续写作的著名作家必须随时保护自己免受名声的干扰。我并不太想说这些,因为这听起来不那么真诚,但是我真的希望我的书都是在我死后才出版,这样我就可以免受名利的困扰,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对于我来说,名声唯一好处就是,我可以将它用于政治。除此之外,这是一件让人十分不安的事。问题在于你时刻处于名声的光环下,你总不能说“好吧,我到明天就不会这样出名了”,或者按动一个按钮说,“我此时此地就不再出名了。”
采访者
你预计到百年孤独的巨大成功了吗?
马尔克斯
我知道这本书相对于我的其他作品来说,更让我的朋友们喜欢。但是当我的西班牙出版商告诉我他要印刷八千册的时候,我还是很吃惊,因为我的其他作品销量从未超过7000本。我问他为什么不慢慢来,他说他确信这是一本好书,而且所有这八千册将在5月到12月间销售一空。实际上,这些书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仅在一周之内就告罄了。
采访者
您认为百年孤独这本书如此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马尔克斯
这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因为我是我自己作品最不称职的评论家。我听过的最常见的说法是,这是一部关于拉丁美洲人民个人生活的作品,是一本发自内心写作出来的书。这个说法让我很惊讶,因为我第一次尝试写这本书的时候,给这本书起的名字是《大宅》(The House)。我想让小说所有的进程都发生一件宅子里,而外部的一切都仅在其对宅子所产生影响的层面去描写。后来我放弃了这个名字,但是当这本书中出现了马孔多(Macondo)[25]之后,就再也发展不下去了。我听说的另外一个说法是每个读者都能用他们希望的方式来解读书中人物,并且使这些人物成为他们自己的创造。我不希望这本书被拍成一部电影,因为电影观众有可能见到一张他意料之外的脸。
采访者
有人想把它拍成电影吧?
马尔克斯
是的,我的经纪人出了一百万美元的高价来阻止这些人,当有人出价接近一百元万美元的时候,我的经纪人将价格提高到了三百万美元左右。但我对电影并没有兴趣,而且只要我能阻止,这就不会发生。我更愿意这本书和读者之间保持一种私密的关系。
采访者
你认为所有书籍都能成功地改编成电影吗?
马尔克斯
我想不出任何一部能超越优秀原著的电影,但是我倒是知道很多优秀的影片是改编自非常糟糕的小说。
采访者
您有没有想过自己制作电影?
马尔克斯
曾经有一次,我动了做导演的念头。我在罗马学习做导演。我觉得电影是一个没有限制的媒介,在这里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我去了墨西哥,因为我想从事电影工作,当然不是做导演,而是做编剧。但是在电影有一个巨大的限制,那就是它作为一项工业艺术,是一个完整的产业。电影是难以将你真正想要说的表达出来。我仍在思考,它现在就像是一个奢侈品,一个我乐于和朋友共事的工作,但是对于表达真实的自我,我不报任何希望。因此,我渐渐远离了电影业。我与电影的关系就像一对无法分开生活也无法一起生活的夫妻。在创办一个电影公司和一个刊物之间,我宁愿选择后者。
采访者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正在写作的关于古巴的书吗?
马尔克斯
实际上,这本书就像一篇长长的报纸文章,介绍古巴的生活状况以及古巴人如何努力在物质匮乏的境况中生存下来。近两年来我多次前往古巴,在这些旅行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闭关锁国让古巴生成了一种“稀缺文化”.在这种社会情况中,人们必须在缺失某些生活必需品的情况下勉强生活。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闭关锁国如何改变了人们的心境。世界上的反消费群体和过度消费群体之间冲突激烈。这本书目前的状况是,我开始想写成一篇轻松简短的报道,但现在它开始变为一本非常长且复杂的书。但这无关紧要,因为我所有的作品都是这样的。此外,这本书将通过历史事实证明,加勒比地区的真实生活正如《百年孤独》这部作品中的故事一样精彩。
采访者
作为一名作家,您是否有长期的梦想亦或遗憾?
马尔克斯
我认为我的答案就像我对于名声的态度一样。有一次也有人问我是否对诺贝尔文学奖感兴趣,我认为这对我绝对是一场灾难。我当然希望我能配得上这个奖项,但是去接受这个奖项非常不好。这只会使名声的难题更加复杂。我唯一真正遗憾的是我没有女儿。
采访者
目前是否有正在着手的作品可以跟我们谈一谈?
马尔克斯
我现在确信,我将写出我生命中最伟大的作品,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一本以及何时。每当我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就像现在这样--我就会保持安静,只有这样,当这种想法从我脑海里经过的时候,我才能抓住它。
 

[1]安东尼·奎恩(Anthony Quinn):生于墨西哥奇瓦瓦市,50年代以《萨巴达万岁》和《梵谷传》分获第25、29届奥斯卡最佳男配角金像奖,1964年以《希腊人左巴》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金像奖提名。
[2]约翰·赫西(John Hersey):美国著名的随军记者和专栏作家,1946年根据在日本广岛采访6名1945年8月6日广岛原子弹爆炸幸存者的专访整理创作的3.1万字名为《广岛》(Hiroshima)的长篇报道,全文刊登于1946年8月31日出版的《纽约客》杂志。
[3]《大疫年纪事》(the Plague Year):英国小说家丹尼尔·笛福在1722年3月所发表的小说,这部小说描述的是在1665年大瘟疫袭击下的伦敦城。
[4]乔伊斯(Joyce):詹姆斯·奥古斯丁·阿洛伊修斯·乔伊斯(James Augustine Aloysius Joyce),爱尔兰作家和诗人,20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代表作包括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1914)、长篇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1916)、《尤利西斯》(1922)以及《芬尼根的苏醒》(1939)
[5]《小癞子》( Lazarillo de Tormes):原名《托美思河的小拉撒路》(La Vida de Lazarillo de Tormes),作者不详,十六世纪中期于西班牙出版。《小癞子》描述一个卑贱穷苦孩子痛苦遭遇的故事。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849962.htm
[6]波哥大事件(Bogotazo):1948年4月9日,哥伦比亚反对派领袖豪尔赫·埃列塞尔·盖坦,在波哥大街头遇刺身亡。1948年4月,哥伦比亚的左派总统候选人遭到暗杀。一时朝野震惊,舆论哗然,首都波哥大陷入一片混乱,党争也白热化。这场动乱持续了三天三夜,几千人死于非命,史称“波哥大事件”。
[7]盖坦(Gaitan): 全名豪尔赫·埃列塞·盖坦·阿亚拉(Jorge Eliécer Gaitán Ayala),哥伦比亚政治领袖。1946年作为自由党激进派领袖竞选总统。但因自由党人发生分裂,保守党候选人马里亚诺·奥斯皮纳·佩雷斯获胜。人们预期盖坦会在下届总统选举中当选,但当美洲国家会议在波哥大开会时(1948年),他被人暗杀。
[8]巴兰基亚(Barranquilla):哥伦比亚最大海港,大西洋省首府
[9]阿拉卡塔卡(Aracataca):哥伦比亚北部小镇
[10]《枯枝败叶》(Leaf Storm):马尔克斯出版于1955年的处女作,也是《百年孤独》的雏形,描述了马孔多的一家祖孙三代,在一个上吊身亡的大夫死后到其居所为其收殓的半小时内,三人各自的所见与所思,叙述视角在三人间不停转换,折射出具有象征意义的马孔多镇被香蕉公司侵入后20多年来的变迁
[11]《没人给他写信的上校》(No One Writes to the Colonel):出版于1961年,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第二部作品,故事的灵感来自于作家对其外祖父等待千日战争抚恤的回忆。
[12]《恶时辰》(In Evil Hour):直接取材于拉美社会现实,不同于马尔克斯以往的魔幻风格,用最精炼简洁的语言,营造出荒诞、阴郁、惊心动魄的氛围。196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借《恶时辰》获得了创作生涯第一个文学奖“埃索文学奖”
[13]《格兰德大妈的葬礼》(Big Mama’s Funeral):马西亚.马尔克斯的短篇小说集(1962 年)
[14]蕾梅黛丝(Remedios the Beauty):《百年孤独》中马尔克斯最大力赞美其美貌的人,最后升仙般离去
[15]《族长的没落》(The Autumn of the Patriarch):马尔克斯于1975年成书的长篇小说,被誉为“拉美四大反独裁小说”之一
[16]佛朗哥(Franco):西班牙内战期间推翻民主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军队领袖,法西斯主义独裁者,西班牙长枪党党魁
[17]贝隆(Perón):阿根廷民粹主义政治家,1946年至1955年、1973年至1974年期间两次出任阿根廷总统
[18]特鲁希略(Trujillo):从1930年开始,以军事强人的姿态,在幕后担任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独裁者,直到1961年被暗杀,统治多米尼加共和国时间长达30年
[19]布莱姆·桑德拉尔(Blaise Cendrars):瑞士法语诗人,随笔作家
[20]格里高利·拉巴萨(Gregory Rabassa):《百年孤独》英文版译者
[21]马尔罗(Malraux):安德烈·马尔罗,法国著名小说家,评论家。1933年,马尔罗发表小说《人类的命运》(laConditionhumaine).此书是他的一部杰作,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并被列入“二十世纪的经典著作”。
[22]胡利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阿根廷作家、学者,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代表人物之一。
[23]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Miguel Ángel Asturias 1899-1974): 危地马拉小说家、诗人。生于危地马拉。他一生写了十部小说、四部诗集和几个剧本,在危地马拉以至拉丁美洲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24]布莱姆·斯托克(Bram Stoker):爱尔兰的小说家及短篇小说家,1897年出版了以吸血鬼为题材的小说《Dracula》(德拉库拉),爱尔兰的吸血鬼文化的开山鼻祖
[25]马孔多(Macondo):《百年孤独》中布恩迪亚家族定居的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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